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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42年延安干部会议上,批评了“空话连篇,言之无物”“装腔作势,借以吓人”“懒婆娘的裹脚,又长又臭”的党八股文风,主张代之以百姓喜闻乐见的鲜活文风,“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词”,“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”。放眼中国历史,形式主义文风曾盛行于两晋南北朝至隋代,严重时甚至达到政府严加惩治的地步,隋初的“司马幼之案”即是一例。

  唐代中期,韩愈(768-824年)发起古文运动,重振衰弊文风,后被苏轼(1037-1101年)称誉为“文起八代之衰,道济天下之溺”。“八代”就是中国骈文从形成、发展至鼎盛的时期,即东汉、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。从“八代之衰”的意义上讲,以反对骈文为主旨的“司马幼之案”发生于隋代前期,可谓适当其时。

  司马幼之是司马懿四弟司马馗的十世孙,生卒年不详。其父司马纂早卒,他和几个哥哥都由叔父司马子如抚养长大。司马子如是北齐肇建者高欢的好友,与高岳、孙腾、高隆之并称“四贵”,政治地位显赫,“齐受禅,以有翼赞之功,别封须昌县公,寻除司空”,而且“事姊有礼,抚诸兄子慈笃”,可知司马幼之从小生活条件优越,受到了良好的教育。

  司马幼之的生平事迹,史籍记载很简略。《北齐书·后主纪》称其于天统三年(567年)兼散骑常侍,由武成帝高湛(537-569年,时已禅位为太上皇)派遣,作为出使陈国的专员。同书《阳休之传》提到,他曾任大理卿。此外就没有其他事迹了。若非隋文帝的“文艺整风”拿他开刀,他可能早就消失在历史尘埃之中,被人们彻底遗忘。

  司马幼之“顶风”撰写骈体公文,被定何种罪名?遭到何种处罚?史籍载之不详。不过从《北史·司马子如传》可知,司马幼之“清贞有素行,少历显位,隋开皇中,卒于眉州刺史”,可知他没有被处死,但受到了贬官的处罚,后又起为眉州刺史。他的三哥司马膺之(507-577年)活了71岁,司马幼之死于590年前后,应该也活了70岁以上。

  弹劾司马幼之的李谔,出身赵郡李氏,北齐末任中书舍人,曾与司马幼之共事一主。北周灭北齐、杨坚建隋代周后,他们又陆续同仕周、隋。实名办税推出网上认证服务 嘉兴市税务部,两人虽是老同事,风格却大不相同:司马幼之“清贞有素行”,保留了魏晋名士“越名教”的作派;李谔则更具事功精神,与杨坚深相结纳,“及高祖为丞相,甚见亲待,访以得失。于时兵革屡动,国用虚耗,谔上《重谷论》以讽焉,隋高祖深纳之。”

  与司马幼之相比,李谔更具政治远见。比如,杨坚任北周大司马时,为了避祸,多次求为外职,李谔“陈十二策苦劝”,使其下定决心留在朝中,最终实现了建隋伟业。为了感谢李谔的殊功,杨坚称帝后,特地赐予“物二千段”重赏。李谔以弘扬礼教为己任,还曾就“公卿薨亡,其爱妾侍婢,子孙辄嫁卖之,遂成风俗”的问题上疏切谏,促成了“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”制度的出台。

  李谔对司马幼之的弹劾,也绝非仅从文学着眼。他认为,“文体轻薄,流宕忘反”是礼教凋弊的表现,对于“竞一韵之奇,争一字之巧”的风气,政府必须加以整顿。杨坚接受建议,开展“文艺整风”:开皇四年(584年)九月,时任泗州刺史的司马幼之因上表“华艳”,被认定顶风作案,“付有司推罪”。讽刺的是,《隋书》将该案记载为:“高祖初统万机,每每念斫雕为朴,发号施令,咸去浮华,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,故宪台执法,屡飞霜简”,其语辞华丽奇巧,可能不逊于司马幼之的上表。

  表面上,“司马幼之案”产生了相当的震慑力,“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,莫不钻仰坟素,弃绝华绮,择先王之令典,行大道于兹世”。其影响力不仅及于士大夫,连“初习艺文,有非轻侧之论”的杨广,也受到这一“斫雕为朴”政策的影响,一变浮艳文风,“并存雅体,归于典制,虽意在骄淫,而词无浮荡,故当时缀文之士,遂得依而取正焉”,得到“一洗颓风,力标本素,古道于此复存”的赞扬。连皇帝也以身作则,朴实文风应该从此流行了吧!可惜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东华180T注塑机“能之原”纳米远红外发热圈(加

  文体不仅是文体,其中也蕴含着权力。回首六朝时代,公共交往文体的骈偶化,原本就是朝廷骈体公牍的副产品。正如唐代薜谦光(647-719年)所说,官员文辞浮艳,本就受到了君主喜好的引导,“未有上之所好,而下不从其化者也。”要不是六朝皇帝们喜好浮艳,浮艳之风也不可能兴起。梁代“荐士雅爱属词”,陈代“简贤特珍赋咏”,政府特重写作能力,士子遂争相迎合,“以诗酒为重,不以修身为务”。隋代继承了这种风气,想要文艺整风,说改就改,谈何容易。

  “司马幼之案”后,隋代一度将文艺管得很死,导致矫枉过正,引发了不少反对政治干预文艺的声音。到了唐代,粉黛绮丽之风再度回潮,尤其是高祖、太宗时,“沿江左余风,絺句绘章,揣合低昂”,代表人物是王杨卢骆。尽管玄宗朝“稍厌雕琢,索理致,崇雅黜浮,气益雄浑”,但杜甫(712-770年)还是很有远见地说:“王杨卢骆当时体,轻薄为文哂未休。尔曹身与名俱灭,不废江河万古流”,认为骈文仍有其生命力。

  北宋初,孙复(992-1057年)抨击六朝骈文“无一言及于教化”,只是“无用瞽言、徒污简册”之物。然而几十年后,骈文生命力旺盛依旧:神宗劝司马光(1019-1086年)担任翰林学士,司马光推辞不会写骈文,神宗说你是进士肯定会写,将制书直接塞到司马光的怀里。陈寅恪评论说:“司马君实竟以不能为四六文,辞知内制之命。然则朝廷公式文体之变革,其难若是。”实际上,文体本是一种仪式,其中蕴含着权力,其改革之难关键在此。